厦门教育在线讯 研究生就业率连续3年不如本科生，与此同时考研热高烧不退。

    早晨7时，徐波被手机闹铃叫醒，紧张而疲惫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、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，从来没有清晨的阳光告诉他时间。简单洗漱之后，他空着肚子走出楼门，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上买了一张鸡蛋灌饼，向公交车站走去……

    到北京两年了，徐波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。没人关心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更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是很优秀的学生，甚至拥有硕士学历。

    日前，中国传媒大学科研机构发表信息，指出中国研究生的就业出现困境，46.3%的文科毕业生学非所用，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，来自《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》数据显示，从2009年起，研究生的就业率连续3年不如本科生。与此同时，考研热高烧不退，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考，考生总人数达到169.6万人，相比去年有了9.6%的增长幅度。[广东硕士生就业率不如专科生已7年]

    高学历和困窘的生活，形成了刺目的反差，成为徐波们在这个城市里无奈的标签。

硕士北漂

提及学历有些羞于启齿

    徐波是一个温和而沉默的年轻人，对陌生的来访者表现出很好的教养和礼貌，但是说到硕士学历，他显得有些羞于启齿，连连表示，当时只是为了租到房子想取得老板的好感才这样说，“其实学历根本不值一提，在这里，没人看这个。”

    徐波租住的是单间，10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，一个简易折叠衣橱，和一张桌子，“一个月800元，包上网、水电费，每月结账，不用预付，在二环内这已经很不错了。”地下室分布着数十个这样的小房间，有两个公共盥洗室和卫生间，开着门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很明显的厕所味道。

    徐波的工作单位在西四，从宣武门附近的住处坐公交车大约半小时，他甚至很庆幸租到这里的房子，“市中心租房实在成本太高了，我有同事每天从燕郊跑过来，我这里还不错。”他硕士毕业后来北京已经漂了两年，现在在一家规模不大的食品企业做化验员，“算是稳定下来了，好歹和专业还有点关系。”

硕士求职

“热门专业”反而屡屡碰壁

    徐波今年27岁，来自山东济南附近农村，在济南一所大学上的本科和硕士，“当时选的是生物工程专业，前几年这个学科挺热的，国际上比较流行，国内也听说以后要大力发展。”徐波说，“硕士读得很辛苦，由于新建学科，设备仪器都不到位，那些实验仪器说明书我们得自己看英文文献，看了不下几百篇……”终于熬到毕业，然而真正的挫折才刚开始。

    “我2010年6月毕业，家里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在济南只能靠自己找工作，才发现这个专业的就业范围很窄。对口工作应该是组培、发酵、制药之类的岗位，可是招聘的很少，我只好一家一家打电话去问，我打过很多个电话，直接讲方言，觉得讲方言证明是本地人，可能企业更愿意要。接电话的人听我讲的是方言，态度都不错，可是后来一听硕士毕业，就说，小公司，不需要硕士的，简历都不需要投了。”

    碰壁很多次之后，徐波的一个师兄建议他去一线大城市碰碰运气。就这样，徐波开始了北漂生涯。

硕士月薪

2500元起步“拿业绩说话”

    到京后，“随便哪个招聘会，满眼都是硕士、博士海归一大堆，比完学历，还要比学校，比专业，比工作经验，总之，现在用人单位的招聘门槛太高了，我们这种外地普通大学的硕士生没有太大竞争力。”由于坚持要找对口的专业，徐波在北京度过了半年近乎流浪的生活。

    就在快变成“赤贫”的时候，徐波找到了现在这家私营食品公司，“做化验员，基本对口，上完保险之后月薪起步2500元。”让徐波觉得有些不平衡的是，公司新聘的员工起薪都是2500元，无论本科还是硕士，“人力部负责人说，他们看重的是技术水平和工作态度，要想加薪，就拿业绩说话。”

    为了在北京干出点样子，当然也是为了加薪，这一年，徐波干得很拼命，“从我刚去的空壳化验室到现在已经正常运转了，所有的检测方法、检测依据我都编成手册，我加了多少没工资的班，查了多少资料呀……”

    一个研究生2500元起薪对于徐波来说现在已经能够欣然接受，“只能调整心理落差，从最低干起。”

硕士未来

无颜回家乡只能扛下去

    同样住在地下室出租房的来自河南的刘桐，境遇比徐波还要坎坷，他的研究生是在北京一所高校上的，刘桐称自己“选错了学科”，“我是一所工科院校的文科类硕士，注定了先天不良！”

    招聘市场中的门道，刘桐向记者一一道来：“现在用人单位会看你本科是否身出‘名门’，第一学历仍然是考察重点，学校的档次也很重要，一些单位招聘简章上直接写着：非‘985’(1998年5月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)高校硕士简历不收。”刘桐坦言自己的硕士学历“含金量不高”，“读研的三年很多人泡在网游和韩剧里，我基本上糊弄了一篇论文就毕业了。”[女博士就业遭第一学历歧视 博士求职被查三代]

    出了校园他却再也轻松不起来，“公务员考试两次都是无功而返，干过销售、房产中介、家教，都没干长，现在在一家不大的律师事务所做助理，其实就是打杂的，虽然我是法学硕士，可是没有律师资格只能一直打杂，正准备明年参加全国律师考试。”

    拿着两三千元的工资，租住在地下室，看不到未来的方向，但他们只能扛下去，因为，家已经回不去了。徐波和刘桐不约而同和记者聊起前不久发生的“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气绝服毒”的社会新闻，“你们城市人可能不理解，觉得他爸爸有病，可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，在北京漂着，偶尔给家里寄点钱，父母会觉得脸上有光，要是回去他们根本接受不了，况且我们再回到家乡，户口已经农转非而且农不回去了。”